张军

上海未来能否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要看我们希望定义的上海金融中心将是什么模样的。中国的世纪、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人民币的国际化和美元的衰落等等都将是上海出线的机会。所以,把上海打造成与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和人民币的地位相适应的金融中心,看上去是谦虚和谨慎之辞,实际上则让我们产生了丰富的联想。

    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这个愿景不是现在许下的,但却是现在作为国家战略明确的。于是,香港和上海的关系就再度成为热议的话题。

　　回头看西方的经济发展历史,金融中心的出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的历史结果。伦敦和纽约是如何变成国际金融中心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回答它们是怎么变成国际大都会的？当今世界上有专门的学者在研究大都市的兴起,相信应该可以给出答案。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大都会都成了金融中心:巴黎就不是金融中心。

　　要解释在西方为什么只有纽约和伦敦成了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必须从美国的经济崛起的历史中寻找原因。毫无疑问,伦敦是最早的金融中心。但后来纽约的崛起取代了伦敦,成了世界的金融和贸易中心。可是,银行、资本市场等金融的发展,英国人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因为那些规则、合约、监管以及法律,都是在英国形成的。在纽约崛起之后,世界金融中心转移到了纽约,但基因却是英国的。随着美国经济的崛起和强大,美元终于取代了英镑,成为国际货币,纽约也随之取代了伦敦,成为了国际金融中心。

　　于是,当美国经济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的时候,构成纽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就三样东西:英语、美元和盎格鲁萨克森的法律。这三样东西构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些国际金融中心崛起的基本要素,也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金融中心城市的基因。今天,伦敦再度成为与纽约一样的国际金融中心,不是因为英镑,而是因为美元在欧洲的扩张。是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为伦敦再度成为金融中心提供了机遇。

　　英语、美元和盎格鲁萨克森的法律这三样东西也是战后亚洲能兴起一些区域性的金融中心的原因。在伦敦金融城最近调查发现,除了纽约和伦敦之外,被认为是金融中心的城市当中,只有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排名最靠前。在这些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城市里,为什么是新加坡和香港而不是东京？很简单,新加坡和香港具备这三样东西,而东京几乎一样都没有。也就是说,纽约和伦敦的金融中心与香港和新加坡的金融中心之所以是同一模式,就因为它们有相同的基因条件。而且由于基因的原因,这些金融中心地位不容易动摇。一旦金融的发展越来越依赖英语、美元和盎格鲁萨克森的法律这三样东西,金融中心就有了一个模样,或者叫模式,不容易发生变异,这叫做“路径依赖”。

　　也许有人会说,除了我们看到的这类英美式的金融中心模式之外,最近十多年来,国际上也出现了一些小的离岸金融中心,如卡曼群岛、冰岛、爱尔兰等。这些地方近年来成为国际金融资本非常活跃的离岸集散地,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们的超国民待遇,过分自由的政策。所以,严格说来,他们不是真正的金融中心。而且,这样的扭曲做法,正在受到谴责和打击:G20伦敦会议曾把他们列入了未来的黑名单。

　　那么,上海未来能否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那要看我们希望定义的上海金融中心将是什么模样的。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伦敦、纽约、新加坡和香港那样的金融中心,那么上海在未来要赶超或者取代香港和新加坡可能事倍功半,因为我们的基因缺损。英语、美元和盎格鲁萨克森的法律这三样东西,上海虽胜于东京,但抵不上香港和新加坡,以目前上海在中国内地的局限条件,这个基因不容易改变,但上海仍然可以在金融上有很大作为。所谓赶不上他们,只是说,即使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和尝试,上海在可预见的将来最多能在金融中心排行榜上的位置向前移动一些,比如从35位提高到30位或者25位而已。

　　以我的看法,上海未来的金融中心地位的设想是一个颇有浪漫色彩和想像力的事件。站在历史的坐标上,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崛起将是自伦敦和纽约之后世界经济历史的“大转移”的必然结果。这就是说,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的兴起可能与纽约的地位的兴起非常类似,而且在历史上同等重要,因为这可能是第一个来自亚洲的、真正可以在规模和重要性方面与纽约相提并论的国际金融中心。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经济学家早就预测到,全球经济重心在21世纪上半叶必定向亚洲转移,并且中国必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和最发达的经济体。对这样的事件发生,现在学界几乎没有争议。而只有这样的大转变,才能改变金融中心的基因,才能在亚洲出现与纽约、伦敦并驾齐驱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机会。

　　中国的世纪、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人民币的国际化和美元的衰落等等都将是上海出线的机会。所以,把上海打造成与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和人民币的地位相适应的金融中心这句话,看上去是谦虚和谨慎之辞,实际上则让我们产生了丰富的联想。

2009年5月14日发表于<上海证券报>.题目有不同.

张军

进入4月份，身处中国大陆，你总是能不断感受到经济的“春暖花开”。好消息接连不断。如果这段时间你从欧美来到中国，你几乎感觉不到中国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上海车展的人气、一些城市的房屋市场的回暖动向，五一假期的人流，高速公路的拥堵，城市里一如既往的购物和消费人群。

虽然第一季度的中国GDP增长延续了去年第四季度的下降趋势，但是在公布的其它经济数据中还是透露了经济回暖的不少信息。例如，在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数据中，虽然东部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分别为28%和3.8%，但是中西部地区的同一数据却分别增长了50%和8%以上。面对这些数据在地区间的巨大差异，一个可以马上读出的信息是，虽然中西部地区少受甚至不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却从国家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支持性政策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从而显示出了更快的增长势头。

4月以来，沪深股市大盘迭创新高，使得券商佣金收入创下15个月以来的单月新高。进入5月，受中国经济回暖预期向上调整的影响，亚太股市和中国股市均是迎来开门红，深成指可谓创反弹新高。最新的《股市月度资金报告》说，进入4月份，A股市场受场外资金加速入场和基金发行大规模回暖的影响，出现了630亿的资金净流入。中国保监会2009年5月4日披露的今年前3个月的保险经营数据显示，保险投资资金在3月末开始首现增长。最近可以观察到的局部现象和披露的更多行业数据就更让人乐观了。例如，中国官方的采购经理人指数（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PMI在4月创下12个月来的新高。其中新订单指数反弹明显。里昂证券发布的4月中国PMI指数也终止了8个月的连续萎缩，转为大幅度回升，站上50，显示中国的制造业回暖趋势基本定型。著名的钢铁资讯机构“我的钢铁”最近提供的市场报告称，在4月底，国内钢铁价格出现了止跌回升，市场销售出现好转，尤其是建筑钢材价格稳步上涨。另外，根据万德数据的分析，1346家有可比数据的上市公司披露的数据显示，高库存基本结束，而出于经济回暖预期的补库存化行为正在悄然进行中。

前不久摩根斯坦利（香港）发布研究报告称，中国经济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回应之快超乎意料，经济的回暖速度超出预期。这样的判断正在改变着大多数机构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增长的预期值。例如，最近一些金融机构如花旗、巴黎银行以及中国的高级智库都把他们对第二季度GDP增长率的预期值调整到了7%以上。

不可否认，对于中国经济是否真的度过了最困难的时间，出现了回暖迹象，经济学家内部还有分歧。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回暖的根基并不牢靠，还有的评论者说，股市和楼市、车市的回暖是假象，有炒作之嫌。也有人说，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最近在瞭望的文章说，中国经济的回暖背后可能有巨大的投资浪费等。对中国经济回暖的这些不同看法和评论都是善意的，但市场的回暖是否为假象，评论者并不能拿出证据和数据来，因此虽然难以排除那些“泥沙”，但我相信回暖迹象仍是主流。至于说中国的产能过剩和投资浪费，这些看法针对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特殊时期和阶段并不合适。那些是长期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我们今天特别要关注的。在一个处在高速增长和资本积累阶段的经济里，产能过剩与投资浪费本是常态，不是特例。在发达经济力，GDP只能增长2-3%，要想产能过剩都不再可能。

经济学家对微观经济行为的解释能力高于宏观经济。宏观经济之所以更复杂，更难以解释，是因为经济学家不可能同时观察到所有消费者、生产者和投资者等微观的行为变化。能看到的只是个别现象和局部的变化。加总的统计数据即使是真的，也无法确切知道生成这个数据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看到了大河的水涨了或者落了，但是大河上游有密密麻麻的支流网络，而且我们不知道这些支流的源头到底在什么地方，它们相互连接，只知道汇入大河的水量变化了，难以说清楚水最初实际是从哪些支流汇入的，更难以弄清楚为什么这些支流的水会变化。

因为存在这个难度，我们今天判断中国经济是否回暖以及这些回暖的迹象是否真实，就变得非常困难，就会有争议。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更多地是在局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发挥了逻辑推理和想象力。因为这样，对宏观形势的判断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不过，在我看来，逻辑推理和想象力跟统计数据一样的重要，没有它们，我们就无法做出判断和分析。

我最近先后去了浙江、广西、江苏和安徽，走访了当地的市场、企业和政府。有了更多的观察，了解了更多的细节，借助于推理和想象，我得出了一些基本的判断和结论。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经济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能力比大多数经济学家最初的预期要好，经济回暖的速度出人意料。那么，为什么我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什么经济学家的最初预期那么保守？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金融危机2008年10月开始在全球蔓延的时候，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基本假设是，在全球化时代，由于金融的联系和传染，所有开放的经济都不可能幸免于难；而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出口和资本流入的下降必然打击国内的实体经济的增长。在这样的假设下，经济学家大幅度调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值就可以理解了。

但是，这些假设并不完全对。如果我们观察那些新兴市场经济，我们就会发现，即使全球的贸易流量加快了，资本的流动更自由了，但很多国家对外依赖的程度并不大，金融体系也还是相当保守的。没有完全自由化的金融实际上阻止了金融危机对本国金融系统的袭击。的确，我们看到，去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尽管欧美出现了金融机构破产和倒闭风潮，但中国的银行和金融部门基本完好无损。印度的金融部门虽然比中国更开放，但它并未过分依赖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印度的贸易依存度只有GDP的20%。

不可否认，出口的陡然下降一开始会放缓中国经济的增长，而且数据显示的确如此。但是，8个多月过去了。就像叶檀近日撰文所谈的那样，很多江浙一带的出口企业的出口下降了七成以上，今后出口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了。能稳住的都稳住了。

中国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金融的保守，而且中国的经济具有明显的梯度层次和区位差异特征。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在阶段、方式以及对外依赖的程度上有大有不同。我之所以认为现在的经济回暖是真是真实的，不仅因为上面提到的保守的金融体系阻隔了全球金融危机的袭击，而且因为中国有太多的中小生产者，只要有资金，他们就能生产和销售。这些生产者不仅在大城市的周围，而且在中西部地区更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它们的困难就在于宏观紧缩调控之后面临资金上更大的困难。地方政府在调控时期也难以对它们伸出援助之手。而现在的经济回暖，不是因为出口形势开始明显好转，而是因为这些中小生产者手上有了资金，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而它们手上有了资金是因为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和“保增长”而改变了之前的“紧缩”政策。

在中国，每次实施宏观调控和紧缩政策，都是中小企业的资金链被切断。这一次也不例外。2006-2008年初，由于判定宏观经济出现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风险，政府又采取了宏观紧缩的政策。房地产、股市以及银行信贷、土地和上规模的地方投资项目等都在此期间被叫停。在这些重拳出击之下，到2008年上半年，已经很明显，经济增速开始持续跌落。如果没有全球金融危机发生，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也因为国内实行的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而大大减速。而去年下半年以来，因为政府以应对金融危机为由放弃了前期执行的紧缩政策，转而采取了非常规的货币扩张政策，全面放松了对投资和信贷的限制，特别出台了针对中小企业的担保和信贷支持政策。各地的中小企业，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和县乡基层的生产者确实得以复苏。

长期以来中小企业面临资金短缺的严重困扰，而政府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政策虽然喊了很多年，落实上仍可谓“雷声大雨点小”。这一次的确不同了。因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需要，对企业和中西部地区的支持性的政策看起来是更彻底了，更落实了。不用说，对大多数中小企业和中西部地区而言，尽管它们基本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它们却得益于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在很多地区，中小企业的生产就好像田里的秧苗，有了水就能长庄稼。而中国这次“保增长”的政策就好比人工降雨，对救活干旱了很久的庄稼至关重要。

在经历了数月全球金融危机的呼啸声和自上而下地执行“保增长”的政策之后，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企业和投资者慢慢发现，周边的一切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以至于更多的人开始怀疑中国是否在经历经济危机？城里人还是要买车，要看房，要投资、要度假；农村人还是一样的创业、打工和娶媳妇。他们知道，他们还没有过上城里人的生活，需要挣钱，需要花钱。于是，中国经济的复苏回暖就从这样的点滴开始了，因为是点点滴滴的，往往就不容易事先看明白回暖的逻辑。

2009-5-7

最近的几本书

最近我将有几本书出版，简单介绍如下：《当代中国经济研究10篇》，是最近两年的学术论文集，5月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增长的真相》是我的经济随笔集，5月即将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出版。另外，用我自己的视角记录中国经济改革30年的《改革记述》（暂名）也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还有，《中国企业的转型道路》一书的英文版The Path of Enterprises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夏天将在美国出版。

张军

毫无疑问，2008年夏天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下降陡然减少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空间。这个局面让我回想起1998年的状况。经济学家对1998年中国的GDP增长了多少是有很大争议的，因为有不少经济学家不认同199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官方数据（7.8%），比较多的猜测是在2-5%之间。这个数据与当年电力消耗的显著负增长局面以及各种收入增长的估计比较接近。据说，前两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利用普查数据修正了历史上的GDP增长数据，但唯一不包括的就是1998年。即使我们不去较真1998年的数据，在中国我们也能根据观察和感受做出判断，中国的经济增长在1998年的时候的确处于一个比较困难的时候，因为国内的产能严重过剩，而亚洲金融危机严重削弱了亚洲内部的贸易能力，中国的汇率相对升值也影响了中国的出口。

产能的过剩不是中国特有的，但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大，问题会相对严重一些。所有东亚新兴市场经济都面临这样的产能过剩，这是因为，第一，这些经济的储蓄率相对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第二，它们的金融体制是以银行为主导的，比较容易鼓励投资；第三，在投资和产业政策上政府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三点的合成结果是，在东亚的新兴市场经济中，投资占GDP的比重往往比较高，不仅反映了高储蓄，也反映了政府动员和配置储蓄的能力。

高储蓄-高投资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容易形成国内宽松的货币供给和相对低廉的国内自我融资能力，不仅每年巨大的投资支出在短期维持了国内总需求的旺盛，而且在中长期则迅速扩张其生产和供给能力。这其中一个不怎么被人注意的机制是，高投资模式因为维持了旺盛的资本品需求，结果就会形成私人部门的盈利，从而不断提高私人部门的储蓄所占比重。中国在平均占GDP 45%的国家储蓄率中，过去10年来企业的储蓄占了将近一半，家庭的储蓄反而下降到了16%。所以，高投资的模式容易自我循环，让高储蓄得以维持。

从宏观上讲，高储蓄和高投资模式的结果必然是产能容易形成过剩的局面并不断维持这种局面。因此，对中国经济和亚洲新兴市场经济而言，出口就变得非常重要。保持贸易赢余格局对于维持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繁荣就变得很关键，因为只有保持贸易的赢余，我们才能避免国内的通货紧缩。因为这个原因，过去10年来中国经济的繁荣其实就是因为出口形势的强劲消化了中国的过剩产能，从而我们在加工贸易行业维持了国内就业的快速增长，为我们的就业创造做出了贡献。现在全球经济下降，中国经济马上就暴露出产能过剩的问题和就业的问题，通缩的风险很快形成。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中国经济的局面很像1998年，因为产能过剩的问题又出现了。但1998年之后，我们实施的是激励出口的配套政策，同时在加入WTO的谈判上做出巨大让步来换取更多的出口市场，毕竟那个时候美国和欧洲正处在经济增长的好时候。这个局面不仅对中国，也对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增长的效应。实际上，就是在1998年之后，全球贸易在WTO的框架下得以迅速扩张，新兴市场经济几乎无一例外地开始积累大量的贸易赢余。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才真正凸显出来。其中，中国和美国的贸易不平衡尤为突出。

全球贸易不平衡虽并不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但贸易不平衡使全球经济变得脆弱了。无论如何，全球各经济的贸易依存度都在过去10年显著上升了。在这种情况下，目前要恢复到危机前的贸易的增长是格外困难的。在全球贸易和经济普遍下降的前提下，中国暂时还无法找到更好的出路来对付贸易流量的收缩，它需要全球的共同努力。

因此，把当前应对全球经济下降的注意力转入提振国内需求是适当的。但问题在于，提振国内需求要格外防止制造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局面的形成，也就是说，刺激和消化对存量的需求比扩大增量需求更重要。在四万亿的政府开支计划中，基础设施的投资不应该占太大的比重，现在的计划投资支出占比太大了。而消化对存量的需求就需要把注意力转向中国将近70%的农村人口。农村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城市人口，增加农民的收入和减少农民的税负对于扩大消费需求效果更显著。

实际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城乡一体化进程长期以来严重落后于经济增长，已经严重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扩张，必须从体制和政策上推进和加快这个进程。不能想象中国今天还保持城乡分割的体制以及将近70%的人口还是农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含义会是什么。这个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经济实现向平衡发展的转变就是空话。

这次全球经济的下降再次表明，全球贸易过去10年的扩张速度快于全球GDP的增长，这是脆弱性的根源。中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还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作为占全球GDP 15%并将继续扩大的经济体量，过分依赖这个脆弱的贸易体系则会更脆弱。树大招风，没有强大的国内需求的根基，持久稳健的增长是不可能的。

                                                                                                        东方早报2009/4/7

最近，克鲁格曼要访问亚洲和中国的消息在媒体上被传了开来。在他的亚洲之行前夕，一些来自中国的记者还专程去美国采访了他。我注意到一个报道说，克鲁格曼前几天对中国1季度的信贷猛增发表了谨慎的评论。

媒体上说，是中国民生银行和华夏时报邀请克鲁格们来中国访问的。据说民生银行力邀他到中国是为了参加“中国民生银行‘非凡财富’保罗•克鲁格曼中国周”的活动，这显然是为克鲁格曼量身定做的。克鲁格曼于5月11日和12日分别在北京、上海共举办四场专题演讲，其中还将在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为大学生做专题学术演讲，使民生银行和华夏时报的客户有机会现场领略大师的风采，目睹大师与中国顶级经济领袖风云论剑。

　　我看到的“保罗•克鲁格曼中国周”的日程是：

　　5月10日将作客央视参加《对话》节目，届时将邀请国内顶级经济学家以及民生银行和华夏时报的高管与保罗•克鲁格曼进行高端对话；

　　5月11日分别在北京威斯汀大酒店和北京大学举办专题演讲；

　　5月12日分别在上海威斯汀大酒店和上海交通大学举办专题演讲。

上海交通大学还将在克鲁格曼演讲前授予他荣誉教授证书。我曾被邀请作为这个荣誉的推荐人之一。5月19日克鲁格曼还要在韩国首尔出席“2009首尔全球金融会议”。应邀出席首尔会议的还有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作为演讲人，我也荣幸受邀将出席这个盛会议并发表英文演讲。

2009年4月13日下午的吴文政报告厅真是挤得水泄不通，为的是见到杨振宁教授并聆听他的报告。杨振宁教授将要来复旦大学发表“物理学的诱惑”的演讲信息是上周在复旦大学的网站和BBS上出现的。我曾经动员我的学生去聆听，不知道他们是否挤进了报告厅。我有幸坐在了报告厅的预留座位上。

杨振宁教授的人气显然胜过了那些流行的歌星，这是我事先可以预料的。实际上在1984年，当杨振宁教授出现在复旦大学数学系的小礼堂的时候，尽管外面下着雪，但前来聆听讲座的学生多到必须把讲座临时移到大礼堂（今天的相辉堂）。

杨振宁教授今天的演讲由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主持。著名数学家谷超豪教授、李大潜教授等也出席了报告会。

杨振宁教授今天首先回忆了自己1970年代首次回中国的经历，特别提到与复旦大学的特殊关系。他父亲是复旦大学数学系的教授。他到上海后提出要见苏步青教授，而当时苏教授还在江南造船厂劳动中。之后杨振宁教授与复旦大学的谷超豪教授等开始为期3年的合作。我曾经看到杨教授与复旦的数学教授们在上海锦江饭店的合影。之后，杨教授在演讲中讲述了19世纪的几个物理学大师是如何因为好奇心而作出重大发现的。他特别讲到法拉第、麦克斯韦以及吴健雄等。很快，他讲到了自己和李政道如何在半信半疑中推翻了宇称守恒这个先验教条的。

杨振宁先生1984年在复旦大学作过一个精彩的演讲，题目是“读书教学40年”。我当时是经济系大三的学生，苏步青校长亲手向杨教授颁发了复旦大学名誉博士的证书。谢希德教授也在授证仪式上。我记得，因为场面人多混乱，临时决定把杨振宁教授的演讲改在复旦大学大礼堂进行。杨振宁教授使用一架幻灯机不断播放着自己的珍贵照片，讲述自己读书和研究40年的历史片断和重要的经历。

在那次演讲中，我记得他讲到自己在父母的逼迫下背诵《龙文鞭影》。我小声问，什么是《龙文鞭影》？坐在我前面（我站在讲台一旁听完了讲座）的一位中年学者回头对我轻声解释了《龙文鞭影》是什么。后来我知道他是著名物理学家华中一教授，后来担任了复旦大学的校长。1994年我在香港三联书店发现了杨振宁教授的书《读书教学40年》当即买下，因为这本书是那个讲座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收入了当时讲座时展现的那些珍贵历史照片。我后来还买了杨振宁的传记。最近我两次阅读了杨振宁教授的《曙光集》，受益颇多。

今天的演讲结束后，我第一个站起来提了一个问题，我问杨振宁教授在西南联大时是否知道自己在理论物理学上特别有天赋而对于实验物理学缺乏动手能力。这个问题引起现场学生的掌声。杨教授说，自己的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差，而是特别的差。他举了一个例子。他在芝加哥大学作费米教授的研究生时，有一个实验室的同学经常一起做实验。有一次，他在做实验时不小心差一点把另一端的这位同学电击死亡。

杨振宁教授回忆说，在上世纪70年代回中国时，有一次访问山西大寨（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没想到居然与这位当年实验室的同学不期而遇。这位同学还给杨振宁看她的手上留下的电击伤疤。杨振宁教授的这位同学就是Joan Hinton，中文名字叫“寒春”。寒春1948年3月与男友阳早毅然决定到中国延安，支持中国的革命。他们在延安结婚。后来他们就一直在中国生活，一直到今天。阳早已经去世。我在去年的电视上看过一部介绍寒春今天生活的纪录片。86岁的她在北京郊外的一个农场生活，住着非常农民式的房子，负责一家奶牛场。而当年，她却是费米教授的研究生，物理学的高材生，部分参与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

2009年4月13日夜

 寒春与阳早在延安

 寒春与儿子

节目录制中

节目录制现场

五大道的马车

新天津

看到了“大邱庄”，想到了禹作敏

这样“残忍”的出售？

旧里弄

西方的影响

变化的天津

天津人爱喝热的冷饮

著名的马场道

马场道边

西班牙风情

回到旧时

 伦敦海格特（Highgate）公墓的马克思墓

英国《卫报》（The Guardian）的新闻：

英国《卫报》2009年3月17日文章：中国将《资本论》搬上舞台 记者：塔尼亚•布兰尼甘（Tania Branigan ）

你读过这部书，参加过有关的研讨会，也考虑过剩余价值的积累，现在，你可以看到关于这部书的音乐剧。

中国的制作人正试图把《资本论》从严肃的政治经济学论述改编成流行舞台剧，配上通俗易记的旋律和美妙的舞台表演。

无论卡尔•马克思是否同意他的名著变成中国新中产阶级的娱乐方式，导演何念已承诺，将融合百老汇音乐剧和拉斯维加斯演出的元素，制作出一场有趣又富于教育意义的演出，并配以现场乐队和歌舞。

“我们选取的具体表现方式并不重要，但是马克思的理论不能被歪曲，”他在接受《文汇报》的访谈时坚定地表示。

上海复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张军正在为剧本把关，确保其知识内容的准确性。

导演说，这出定于明年开演的戏将会把场景放在一个公司里，记录工人的进步。在前半部分，他们意识到老板在剥削自己，开始理解剩余价值的理论。但是他们并没有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鼓励的那样“联合起来”，一些人继续像往常一样工作，一些人采取了反抗，还有一些人则进行集体协商。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杨绍林说，过去很难想像把《资本论》排演成有“主要人物，主要戏剧事件，深刻教育意义”的演出，但随着中国舞台百花齐放，现在也能够做到了。

既便如此，制作人还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确实，与马克思19世纪的社会批评同时代的狄更斯和雨果的作品就被改编成两出非常成功的歌舞剧——《雾都孤儿》和《悲惨世界》。但是和后两者的小说不同，《资本论》从来不因生动的人物性格或引人入胜的情节而出名。（编译：朱颖）

上海创排话剧《资本论》 马克思穿越时空到未来

2009年04月01日 09:57　来源：新报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资本论》将被搬上话剧舞台的消息一经披露便引起中外媒体关注，这部深奥的理论巨著将以何种形式被搬上舞台成了焦点。

　　据悉，为了在舞台上形象而又准确地演绎《资本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特邀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军为剧本把关，并确认由青年导演何念操刀，力求将这部经济理论著作打造成一部好看又睿智的舞台作品，以轻松、活泼的方式为普通大众所接受。

　　文本创编——

　　灵感来自全球金融危机

　　“此次舞台版的《资本论》肯定会以如今全球经济大萧条为背景。”上海话剧中心总经理杨绍林告诉记者，“其实我们最初决定排《资本论》也是由目前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引发的灵感，在这一特别的阶段，全球很多经济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再度把目光转向马克思的这本著作，开始重新反思著作中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和矛盾。当然，我们相信这场金融危机最终会过去，但我们希望能通过舞台作品，让更多人一起来思考怎样的一种经济体制才是最合理和完善的。”

　　联系全球金融危机来编创全剧的想法得到了包括教授张军、导演何念等在内的主创人员的一致认可，张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强调：“选择在当下创排《资本论》，其最大的现实意义莫过于挂钩当今世界正经历的这场危机。就哲学层面来看，如今全球经济的大萧条正是原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证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的种种反映，甚至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都开始试着用《资本论》来思考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寻找全球经济的出路。”

　　“剩余价值”不是唯一主题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要将这样的鸿篇巨制搬上舞台的确让人难以想象。正因如此，剧中将表现著作中的哪些理论、如何取舍就成了舞台文本创作的关键。对此，张军教授表示：“最先要明确的是这部剧要表达《资本论》的什么精神。”

　　他指出：“虽然《资本论》的全篇都是以非常理论化的语言写就，但其实质是一部带有批判精神的作品，它深刻思考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及危机。所以如果现在将其搬上舞台，那么这一内涵是不应也不能丢弃的，我们还是应当从批判的视角切入，和《资本论》全篇精神相统一。”

　　对于《资本论》中最广为人知的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张军认为不能简单地以此为创作主题：“我觉得要用舞台来表现‘剩余价值’很困难，这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如果全剧围绕这个主题来展开也不能全面地阐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述的精神理念。”思路创意是关键所在

　　要将一本厚重的理论著作打造成一场视听盛宴，思路和创意无疑是最关键的。对此，三位策划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畅所欲言。杨绍林表示会尝试用一些人们日常生活场景来帮助观众对《资本论》的理解，他以风靡日本的漫画《资本论》为例：“日本畅销漫画《资本论》就把故事发生地设置在上世纪的一个奶酪厂，奶酪厂老板罗宾拒绝接受其父亲的‘乌托邦’思想，横征暴敛，最终在全球经济萧条时陷入困境。然后，故事主人公因常常要在追求暴利与怜悯工人之间做出选择，而饱受心理折磨。”

　　张军教授则建议不要局限于《资本论》，可以联系更多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在批判一个不够完善的制度的同时，也提出一个令人颂扬的新的经济体制，通过人们对新制度的期待、向往，来演绎这样一出政治经济学大戏。张军坦言：“创造财富一直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人们的共同追求，可是在这一盲目的财富累积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忘记了赚钱只是他们为过上更好生活的手段，并非是最终目的，在无止境的贪念中很多人沦入了‘为赚钱而赚钱’的怪圈，正是这一制度将其行为异化了，这正是现在的人们值得思索的问题。”　

　　舞台设想——

　　“马克思”穿越时空到未来

　　记者昨日从主办方获悉，如今《资本论》的创排工作还在筹备阶段，估计该剧正式呈现在舞台上要到明年7月。尽管如此，关于舞台版《资本论》的讨论已经火热地展开了，导演何念告诉记者，他曾考虑过采用日本导演黑泽明经典影片《罗生门》的叙事结构，在不同观点间互相切换，来演绎马克思的这部巨作；也不排除引入“平行宇宙观”的理论，让“马克思”穿越时空出现在不同时代，随着时代经济的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在完善《资本论》的同时对未来的经济形势做深入的探究和预告，这其中有正确的也有需调整的。

　　何念笑说：“舞台版的《资本论》可能会呈现一个比较荒诞的风格，我们甚至想过故事可以从‘混沌天地初开’开始，将资本是如何转移的一步步展现在观众眼前，在宇宙平衡的理论下，看着财富如何从最初非洲尼罗河流域逐渐向全球扩散，然后随着整个世界市值的递增，自然资源又是如何一步步被掏空的。这应该是很有意思。”

　　网罗社会焦点话题

　　对于张军教授“不要过多局限于‘剩余价值’”的创作策略，何念表示赞同：“‘剩余价值’放到今天这个时代再来深度讨论仍有其意义。”他也不排斥在剧中加入一两个和“剩余价值”有关的小故事，尤其是以这一理论穿针引线，将当今社会的焦点话题串接起来，加强戏剧效果。何念说：“员工的‘剩余价值’被过度‘压榨’不仅表现在一般企业中，明星和经纪公司、球员和俱乐部之间也都有这样的现象存在，如果我们把这一理论放到社会热点事件中，往往就能让那些看似复杂的纠纷现出原形。”

　　作为“80后”新锐导演的代表，何念坦言不会照本宣科，会在表现马克思理论时加入当代人的思考：“我们就曾经畅想过以现代某企业为背景，表现员工们在明确知道自己的‘剩余价值’被剥削后的种种反应，起初他们可能会很郁闷，甚至想到联合起来干掉老板，但很快他们发现如果干掉了老板就意味着大家都失业了。于是他们又把矛头从老板转移到其他员工，大家开始互相攀比，看谁最能获得老板的欢心，然后他们发现谁的‘剩余价值’多谁就能成为老板眼前的红人，而那些没有‘剩余价值’的人，从理论上看似乎是得益了，但其实他们正是金融危机背景下率先失业的那一群。”

　　舞台手段丰富多样

　　从《人模狗样》中“亦人亦狗”的肢体表演到《武林外传》中的“自助式旋转镜头”；从《罗密欧与祝英台》中的“舞台慢动作”到《鹿鼎记》中的“人工飞毛腿”，话剧《资本论》将采用尽可能丰富的舞台样式，不但借鉴歌舞剧、音乐剧、肢体剧，甚至就连儿童剧的艺术创作手段也在考虑范围内。

　　何念告诉记者：“《资本论》的题材虽然严肃，但我们还是希望做出一部集知识性、趣味性、时尚性于一体的舞台剧。我们这个戏肯定要以市场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呈现，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资本论》大多一知半解，如何让他们以愉悦的心情来理解著作中深奥的理论就是我们要做的事儿，所以在剧中我们会‘无所不用其极’。”

　　尽管已经确立了“主题严肃准确”、“形式丰富多样”的创作思想，但何念还是直言“分寸感”是创排该剧的最大难题：“在如今金融危机爆发的情况下，人们都已经清晰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漏洞和不足，而中国在这场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让人们对我们现在所实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刮目相看，但究竟存不存在完美的经济制度，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论证。我们现在排《资本论》不会把重点放在各种经济体制的比较上，但到底以什么为核心思想，内容和分寸的拿捏，还需要张军等经济学家来给我们把关。”

　　新报记者|朱渊|文

波士顿环球报的新闻： 

Springtime for Mao（毛的春天）

Boston Globe，March 27, 2009

YOU CAN'T make this stuff up. In China, where the economy is built upon a ruthless version of capitalism, they are planning to stage a musical version of Karl Marx's masterwork, "Das Kapital." We hope the producers - imagine Chinese variations on Mel Brooks and Zero Mostel - have figured out a way to make oodles of money from a box-office bust.

Director He Nian is promising to fuse aspects of the Broadway musical, Las Vegas floor shows, and Japanese animation in a show that entertains while it educates the masses about Marxist theory. To make sure there is no deviation in book or lyrics from Marxist orthodoxy, an economics professor at Shanghai's Fudan University has been hired as consultant to the production.

The truth is that professor Zhang Jun, the consultant, will be superfluous. There may be a few octogenarians left in the Politburo who remember the finer points of Marxist-Leninist-Mao Zedong Thought, but among the masses those old notions are as outmoded as the Red Guards, mandatory self-criticism sessions, and the iron rice bowl.

The show's plot may or may not prove entertaining, but it does sound relevant to current conditions in China, where factories are closing daily and laid-off workers are protesting in the streets. In the musical, workers discover that their boss has been exploiting them and then learn about Marx's surplus theory of value. Some react by passively accepting their fate. Others organize and use their collective strength to bargain with the boss. A third cohort mounts a revolt, only to cause the entire business to fail.

The moral of the story - that today's workers must not revolt against the new ruling class - would give Marx apoplexy. But so it goes when the dialectic is set to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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