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

在深圳特区成立以来，人们对它的批评就不绝于耳。这当然并不难想明白，在上世纪80年初期，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左”思潮依然流行，政治环境不如人意，因此在深圳实行特殊的制度试验和开放，引入“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和生产方式，在政治上是有一定风险的。在姓“资”姓“社”的问题当时仍然是一个核心理论问题的时候，争论的焦点自然首先在特区的制度是否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性质。于光远先生前几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供了一个小片段：

“当然事情并没有完。1982年的1月，冷空气大量南下了，北京有一个单位制定了白头文件，题目是‘上海租界的由来’，说的是清朝末年由于上海道台的腐败，帝国主义在上海设立了租界，我们因此丧失了主权。这是攻击搞深圳特区的人的语言，意思是说搞特区不是搞社会主义，有一段时间这样的舆论铺天盖地而来。另外，又发生了一个以计划经济为主的问题。1982年4月22日到5月5日，在北京有一次专门为广东深圳而召开的会议，主持人最后讲话说，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方针必须进一步统一认识，我认为深圳搞那么大的规划是不现实性的，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得无边，深圳特区面积327平方公里，比全世界特区的总面积还要大，这么大的一块特区面积，全都搞起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吴南生说他手边有这个人讲话的原件，他是按照这位同志的原件念的，原件中还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有的人想和计划经济脱钩，想割一块出去自己搞，我认为搞计划经济是客观需要，不是哪一个领导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你想的是不可能的。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日本、美国、法国认为要搞计划经济，南斯拉夫搞得太自由化了。事实说明不搞计划经济是不行的。计委的主要任务是搞好综合平衡，按客观规律办事，计委工作要有全面的观点，不要怕困难，不要怕得罪人。”

于老自己认为深圳特区的制度是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1983年第2期的《经济研究》发表了于老的文章“谈谈对深圳经济特区的几个问题的认识”。他的主要理由是，深圳特区不是政治社会制度的特区而是经济政策和管理的特区，而且特区里仍然有公有制企业的主导地位。可以想象，他的这个看法并不会得到多数人的认同。有的学者认为深圳特区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受到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府的控制。大多数老一代经济学家比较倾向于认为深圳特区的性质就是“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论断。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先生在《北京周报》1984年1月21日发表的文章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设立深圳特区的目的是通过收买政策实施同国外资本和华侨资本的合作，引进它们的技术和管理，最终是发展社会主义。这与建国初期中国政府靠收买政策发展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合作在性质上是一样的。

当中国大陆的老一代经济学家正在为深圳特区纷纷定性的时候，1985年5月出版的香港《广角镜》第152期发表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陈文鸿的文章“深圳的问题在哪里？”，也开始对深圳特区5年来的试验结果进行评估和质疑。有人称为这是打响“特区失败论”的第一枪，而且揭开了深圳“第一次大围剿”的帷幕。

陈文鸿的文章得出的结论是：中央和深圳政府对深圳经济特区的期望，是建成能发展成为以工业为主体的综合体经济，可是，深圳事实上直至目前而言，工业仍从属于贸易，经济是以贸易为主。就这方面而言，深圳这方面的成绩还未如理想。这个结论来自他的简单而“定量”的分析。

根据他的分析，第一，资金以外资为主、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是中央给深圳定下的发展目标，深圳特区尚没有做到所说的三个为主。1983年进口大于出口，引进的主要是被香港、日本淘汰不用的设备；引进的外资只占30％，这30％中又主要是港资；1983年深圳工业总产值7.2亿元，而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为12.5亿元，做生意赚的钱比工业挣的钱多得多。

      第二，陈文鸿指出，特区其实赚了内地的钱。他在文章里诙谐地说“更妙的是，一些上海人跑到深圳买了一把折骨伞，发现竟是从上海送去香港，又转回深圳的。上海人很高兴，说是比在上海买少花了几块钱；深圳人也高兴，说赚了几块钱。香港百货公司也高兴，同样说赚了几块钱，真不知谁见鬼了！阿凡提到井里捞月亮。”

最后，陈文鸿又对深圳的贸易模式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深圳的经济是依赖贸易的，而在贸易中又主要是对国内其他地方的转口贸易，无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转口商品主要是进口商品、或包含相当比例的进口商品。外引内联的资金之所以投资深圳，主要是因为这个庞大的贸易和由此而来的高利润。深圳五年多发展以来的表面繁荣，也主要根植在此。

有意思的是，陈文鸿文章所引用的数字，几乎全是摘自内地或者特区报刊公布过的。陈文鸿通过对这些数字的逻辑推理和估算来得出结论。例如，陈文鸿实际上是根据深圳公布的1983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人口总数来推算出深圳市的人均社会购买力高达4170元人民币的结论的。而在同一时期，上海的人均社会购买力为912元，北京为896元，广州为504元。深圳比上海、北京高出三四倍，比广州高出七倍多。这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因此，文章得出结论认为，深圳的市场繁荣，主要是靠内地顾客来维持的。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的经济学家还多以概念和定性分析为见长，而陈文鸿的文章虽然简单，但却是“让数据说的话”。所以，文章虽然没有涉及到深圳特区的性质，但却提出了让那些关注深圳特区性质的人感到鼓舞的问题与结论。而且，显然让人耳目一新的文章风格在那个时候肯定最具杀伤力、影响力和传播价值。于是，文章一发表，引起哗然。而如果是在互联网的今天，陈文鸿的名字定会红遍中国大江南北。

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不仅仅是陈文鸿，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对深圳特区有相似逻辑的批评。这里让我想起1992年9月我初到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时与华大伟（David Wall）教授的一场对话。我前面曾经提到，华大伟先生在那个时候正在从事关于中国特区和沿海发展战略的研究。我到了萨塞克斯大学之后就去办公室找他。他对我说，那个时候正在为世界银行准备一个评估深圳特区的背景报告。他拿出了一些他写就的有关的文章。他对我说，希望我能帮助他收集一些资料和数据，同时也能参与他的这个项目。我问他对特区的基本评价是怎样的。他直截了当地说，经济特区是一个扭曲的环境。它像磁石一样把内地的资源吸引过去，短时间里产生耀眼的光芒。

正在这个时候，在成都的《经济学消息报》的主编高小勇先生与我联系，希望我在英国期间能为《经济学消息报》写点评论文章或者开一个专栏。我答应了并开始动手写一些评论。有一次我对华大伟建议，也许我可以把你关于深圳特区的文章编译出来，在报纸上发表。于是《经济学消息报》不久在第一版就发表了华大伟的文章。题目是“发光的并不都是金子” （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他说这是他在中国的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那是1993年的春天。

总之，在深圳特区建设的最初阶段，尤其是特区的试验在党内和政治上还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深圳遭遇到这些来自学术界的批评自然就倍受关注了。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1992年1月19日“南巡”中再次来到深圳。他在深圳参观过程中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这之前的那场争论的火药味。

1月23日邓小平在深圳开往珠海的快艇上还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我们推行三种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不搞争论，那是政治上的务实和策略。但争论的过程确实让更多的人去思考了这样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试验主义的改革，尽管有其策略性的意义和价值，确会产生局部与整体经济体制的落差，如果处理不当，将引发普遍的“寻租”现象。事实上，在一些经济学家批评深圳特区的管理体制时常常会用发达国家的“企业区”（enterprise zones）或者国际上流行的“出口加工区”（export processing zones）作为参照组。深圳特区在当时显然已经超出了“出口加工去”的概念，也不在是完全封闭的管理体制。不仅如此，深圳特区还在鼓励和促进与内地省份和内地企业的经济联系（所谓“内联”）上大做了文章。这本来是一个想推动深圳特区与内地省份经济联动的善意想法，但也不可避免地诱导出了越来越严重的内地企业利用深圳这个特区而寻租的现象。

                                                                         载2008年6月30日《经济观察报》

 张军

都说当下中国经济出现了迷局，看不明白。对于很多人，这主要是因为还没有想清楚解释宏观现象的一致的逻辑。宏观经济学还不是一个特别成熟的学问，没有一个被大家公认的范式，所以，经济学家对于很多现象的解释往往不仅有分歧，而且逻辑也并不相同。

我们暂且遵循大多数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上的“逻辑”，使用“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概念框架来解释宏观现象。从凯恩斯以来的这个主流的宏观经济学认为，宏观经济的变化是由总需求方面的因素改变引起的，与供给方面的关系不大。这是因为供给方面的因素相对比较不容易改变，比如，我们的劳动力规模、资源的数量以及技术状况等，这些因素在短期里不会有什么变化的。在长期，它们才会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因此，要看明白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变化，就要看明白我们经济中的需求流量是怎么变化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我的看法是，与5年多前相比，今天中国的宏观经济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最初大概可以理解为由一个经济学家通常所谓的“生产率震荡”引起的。也就是说，生产率突然加速了。生产率为什么会突然加速呢？那是由需求突然增加引起的现象。生产率的震荡掀起了我们经济中平静流量的波涛。这个生产率的外部震荡发生在2003年前后。为什么呢？这要从需求的突然变化说起。

那么，总需求为什么在2003年会发生猛烈的震荡呢？这就得从2003年之前的中国经济格局说起。在1998-2002年这5年间，我们的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通货紧缩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受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使我们的出口遭遇了寒冬。原来用于出口的生产能力不得不转入国内市场来消化，结果相对于国内的需求状况，生产能力突然增加了。这使得物价总水平开始下降。于是，宏观经济进入了通货紧缩的时期。

为了走出物价（和资产价格）下降的局面，政府在政策上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政策，放松了金融的控制，信贷和财政支出不断扩张。其中最重要的政策在我看来是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了福利分房的制度，并通过大规模的鼓励消费信贷和放松金融管制的办法，激活了全国的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升温进而带动了对一系列工业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的需求。所以，从2003年开始，中国宏观经济开始进入了新的繁荣的阶段。这个阶段最显著的征兆是，由于需求激增，之前过剩的产能很快被消除，而且原来受需求约束的部门被打开，流量开始剧增。GDP增长加快，很快超过两位数。随之不久，由房地产拉动的其它投资开始变得活跃起来。以钢铁、汽车、机械、建材、能源和基础原材料部门为代表的“重工业”部门投资超常增长。以城市建设、住房、交通、基础设施以及设备更新等成为这一阶段投资需求的主角。于是，在2003-2004年间，中国很多经济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中国经济出现了趋热的苗头。

房地产需求的驱动使制造业和重工业领域的生产率与赢利能力增长加快。这就大大改善了中国经济的赢利状况和储蓄能力。由于消费支出增长稳定，那么收入的加速增长必然导致中国的国内储蓄增加过快。而经济流量要求平衡的力量必然因此推动中国的贸易顺差剧增。虽然我们在1994年之后就开始出现连续的贸易顺差，但1999年之后顺差才加速增长，到2003年之后更是超常增加。因为需求流量必须平衡，贸易顺差加速增加，显然不是汇率低估的问题，而是国内储蓄增加的必然结果。

贸易顺差不断增长意味着在固定汇率下的货币供给的过快增长，也意味着用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在不断被低估。在这个局面下，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自然让全球的投资者把更多的外部资金调头，以各种隐蔽的方式大规模流入中国的资产市场，迅速助推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并演变成过度繁荣的局面。因此，2005-2007初调整外部失衡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优先目标。对付流动性的过剩和控制资产部门的膨胀着实让央行和政府忙得不亦乐乎。政府在政策上以控制和调整贸易顺差过大为向导，调整对外贸易政策，采取了人民币小幅升值和大规模取消出口退税等措施。

我曾撰文说到，2007年初通胀的迹象并不明显，因此政府并没把控制通胀作为调控重点；但是当下半年CPI上涨加快的时候，行动已显迟缓, CPI超过年初设定的3%的控制目标已成定局。这才引起了决策部门对通胀的担忧，控制通胀逐渐成为调控重点。货币当局以为通货膨胀是流动性泛滥的产物，所以为控制通胀，以减少流动性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工具操作频繁。仅仅2007年，存款准备金率就上调了11次，达15%；利率提高了5次，一年期存款利率已达到3.87%；此外，央行还6次发行定向央票，紧缩力度加强。

但是2007年底M2同比增长还是高达18%以上，超出年初16%的预定控制目标。于是，中央决定2008年将防止通胀和防止经济过热作为宏观调控首要任务，即，内部平衡将成为宏观调控的优先目标，相比而言，贸易顺差的调整似乎被放到了次要位置，宏观调控政策开始从“双稳健”向“一稳(财政)一紧(货币)”转变。2007年12月3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政策目标确定：由“一防”变“两防”。会议认为，延续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低通胀”局面有演变成“高增长、高通胀”的趋势，如果不能有效地遏制通胀的上升，则有可能危及经济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全局。

但问题是，当国内的信贷控制和货币政策收缩的时候，国际上以石油、粮食和其它基础商品涨价为代表的通货膨胀却加快了，并演变成当前中国通货膨胀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使得我们控制通货膨胀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说2008年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就是因为我们同时面临了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而对于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当然就不管用了。同时，它对经济增长又有非常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不得不关注的问题是，高增长与高通胀的局面是否很快会演变成低增长和高通胀的局面？

国际上发生的以粮食和能源等基础商品涨价为特征的通货膨胀反映了世界经济中的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不会很快过去。美国经济的低速和衰退已成定局。中国有近1/3的东西是出口到美国的。2008年之后，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巨大压力显然可能是国际经济的下滑和出口增长的回落。

在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时期，度过难关的唯一有效出路是生产率的提高和结构调整。从国内来讲，绝大多数出口企业的生产率状况已达“前沿面”，调整的空间也不大了。所以，通货膨胀和成本持续上升对我们的大多数加工制造企业的打击很可能是非常致命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即使对那些挣扎中的企业而言，2008年之后，工资和福利开支上涨压力的增大也会让它们不断下调赢利预期，使企业进入一个成本调整的时期，至少在短期对产出增长和就业也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政府为了抑制投资流量需求的过快增长，信贷配额和货币供应的政策必然从紧，投资项目的审批和土地供应又从严掌握。这样做也肯定抑制经济增量的增长。综合起来估计，2008年之后经济增长放慢的概率是在迅速增加的。我认为，这可能是1994年以来中国将要经历的第二次痛苦和困难的时期。上一次，对付通货膨胀的宏观紧缩政策伴随着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出现了集中的和大规模的失业；而这一次，我们将再次面临结构调整的任务，只是它需要更大的智慧。

载2008年6月18日《上海证券报》专栏版，有修改。

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我出席这样的会议。汪丁丁教授刚才说，到目前为止，大家的发言显示出比较多的共同点，难以引发争论。那么，我在这里给出一些比较有争议的评论，希望我们接下来能有一些争论。

丁丁说到，在中国的大学里，经济学的研究状况很有类似于19世纪西方殖民扩张的味道。我并不特别反对这一判断，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负面的东西。因为在我看来，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与中国的现代化一样，向西方学习不得不是必要的选择。以这个标准来衡量，30年来，现代化是中国的经济研究所取得的重要的成就。这是我的总的判断。换句话说，在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已经步入了非常明显的现代化轨道。在这个阶段，向西方学习很重要。

我的这个说法一定会引起不同的看法。其实，判断中国的经济学有没有现代化，我认为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检验办法，那就是观察中国当代的经济学家是否对我们社会和公众关注的问题做出了反应。就以最近15年来说，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有争议的问题，而我们的经济学家的确做出了积极的反应。

另外，过去15年来，中国经济学家发表的大部分论文和国际上目前所谓主流经济学做的工作也有很好的对接。这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劳动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有的特征均反应在劳动经济学里面，它从早期的农业经济学转化过来，成为非常实证的学科。我们今天到美国去招聘Ph.D，发现大都是学习劳动经济学的。其次是收入分配的研究，这是中国经济学中进步最快的一个学科。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制度与经济发展。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刚引进来的制度经济学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制度，它为什么是重要的。但是，今天我们并不满足这些了，我们需要研究更具体的制度，研究制度的出现和演变如何受其它因素（如历史条件）的影响。我们还关心在经济发展中政治制度的角色。所有这些研究都把我们引回到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和技术中去。

我知道，大家对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会有批评。事实上，经济学200多年来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是说没有危机。最大的一次危机是上世纪30年代，那时候出现了凯恩斯革命。从那时到现在，主流经济学家一直在修复那一次的范式危机。这个过程还不那么成功，但却已产生了很多诺贝尔奖。虽然主流经济学家对危机修复的过程还没有完，但从二次大战以后，整个西方的主流经济理论的发展还是进入到了相对比较安全的时期，这应该归功于经济学方法论的革命。而我认为这个方法论上的革命就与哲学有关了。

上个世纪的30年代，伦敦经济学院的哲学家波普发表了重要的哲学著作《研究的逻辑》。这本书最初是30年代中用德文发表的。其英文版到1959年以《科学发现的逻辑》在西方问世。就在这个时候，弗里德曼在1947 年完成了“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并在1953年作为《实证经济学论文集》的前言在芝加哥大学首次问世。事实证明，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前言”成为弗里德曼的作品中被引用最为广泛和影响最大的论文。该论文对经济学范式的演进和经济学走进安全期做出了不可取代的贡献。

在弗里德曼自己的回忆录中，他对自己半个世纪前的这篇论文确实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他说：“这是我为《实证经济学论文集》写的长篇前言，我怀疑我所写的文章与专著中再也找不出比这一篇更重要的了，尽管这篇前言在文集中只是附属内容。它引起的争论在历经40年后仍未显示出平息的迹象。正如丹尼尔. 哈蒙德在文章中所说：‘指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文章．．．．．．是经典之作．．．．．．是一种毫无新意的提法。这篇文章自1953年发表以来就一直对许多人影响巨大．．．．．．几代研究生（多数人也由此）懂得了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意味着什么。哲学家和方法论学者将它视为弗里德曼将科学哲学引入经济学的标志，或者是‘芝加哥学派’形成的标志。’”

弗里德曼还回忆道，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写作期间，正值人们对边际分析产生怀疑的时候，“因为对商人所做的访谈或问卷调查研究表明：这些商人‘在做决策时实际上并没有参考图表、曲线、多变量函数所显示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这让我想到张五常先生在著作《科学说需求》中提到的另一个“愚蠢的”故事：一个叫的莱斯特的经济学者在1946年询遍波士顿的私人运输公司，试图想知道那些公司的雇主们是否知道他们支付给那些驾驶员的工资等于了驾驶员们在边际上的“贡献”。既然这些雇主们不知“边际贡献”为何物，经济学的工资决定理论就被认为是“大错特错”了。无疑，对实证科学的方法论缺乏认识是导致这种愚蠢结果的主要原因。

在弗里德曼给出的经济学实证主义的范式里，利润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假设以及由这些假设建立起来的均衡条件本身还不是解释性的理论。比如说，根据静态的最大化的均衡理论（“微观经济学”中提供的），我们说只有在企业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企业的状况才最好，但这其实仅仅是一个价值判断而不是对企业选择行为的解释。而要将这个关于“效率”的静态的、规范的均衡理论转变成解释性理论，我们需要从这个“价值论”中发展出可反驳和可检验的命题来。这个工作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比较静态学”。这个“比较静态学”使经济学变成了实证的科学，或者说经济学成了经验科学。当我们说经验科学的时候，其含义包含两个基本的性质，第一，经济学的理论是有可反驳的命题构成的，第二，它的这些命题是可以用事实来验证的。

在解释人的行为方面，经济学的研究把那些不可观测到的变量处理为假设条件或者常量，而将可观察到的变量作为约束变量或者解释性变量。这样一来，就可以简单地将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定义为“寻求基于可观察到的约束条件的变化而引起人类行为变化的可辩驳的解释”。这是今天Silberberg 和Suen在他们的教科书《经济学的结构》中给出的定义，这个定义几乎将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分类区分了开来。

不用说，弗里德曼对经济学的实证方法论的创造性认识与波普对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观点“不谋而合”，只是，对经济学来说，是统计学而不是实验成了实证科学的最重要的构成部分。我认为，弗里德曼这一思想对经济学范式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之有可能在之后的50年处于相对比较安全的时期。所以今天走进任何一个西方的大学的经济系去看看它们的课程表，相当一部分课程是关于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这说明，经济学的范式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分析的技术，在纯粹的意义上，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经济学专有的问题。经济学可以用来分析政党和政府，可以分析很多社会复杂的现象，可以设计机制。过去的30年，经济学事实上已经和其他学科进行融合、合作。合作的结果带来了经济学的繁荣。在金融、在法律、在政治和文化、宗教上都会看到经济学的身影。这得益于经济学方法论的一个革命。

我的结论是，当经济学变成经验科学的时候，观察经验就变成研究的重要内容，经验上有没有观察到重要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学的创新以及未来的发展道路。过去50年来，经济学家还没有遇到过重大的和颠覆性的经济现象。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中归纳的10个所谓程式化的事实概括了过去的经济现象的基本规律。但这并不说明现在和未来就没有发现重大经济现象的机会。今天的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是否是重大的经济现象呢？我上个月在耶鲁经济增长中心与它的主任见面。我问他，如果明年在上海开一个国际会议，什么是最重要的主题。他说是经济发展与制度。制度与文化、历史和政治相联系，在过去不曾为经济学家的研究所重视，而今天经济学家们却特别对制度有兴趣。制度对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什么影响制度的变化？经济发展与制度到底谁是原因谁是结果？研究这些问题的一个帮助是寻找那些所谓的自然实验，包括南北朝问题，中国和台湾问题。这些都有发现的机会。在未来的10年、20年关于制度的话题可能变成当今主流经济学讨论的最重要的内容。

弗里德曼的太太说，做经济学有三个条件，一个条件是有智慧，第二个条件是有理性，第三个条件需要情感，我不怀疑我们的智慧，其次不怀疑我们的理性，第三个问题是情感。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冷血动物吗？这里有争论。我说，这要看他们的研究是否关注了我们社会的重要问题？这是可以检验的命题。我的答案是，不说别的，今天就看看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学者写的论文就会明白，这些论文的大部分的确涉及到了我们整个经济和社会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对于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进程，我很有信心。

 张军

我清楚地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后，包括在9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总能听到一些对深圳经济特区比较负面的评价和批评。种种批评甚至还涉及到中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以至于中央领导人和邓小平要出来发表意见平息这些公开的争议。而有意思的是，在经济学家对深圳的批评和质疑中，大多数针对的却是它的产业结构，忘却的是它在体制试验上对中国的贡献。

我想，在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局限下，深圳特区建设的一开始就必然遭遇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的制约。尽管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广东省制订了特区条例，但要执行这个条例，它则需要创新体制，打破原来的管制，需要得到特区之外的旧体制在很多方面的容忍，让位和配合。深圳仍然要与它的上级主管部门，乃至中央部委打交道。所以，深圳在经济管理体制上进行的种种变革和对新体制的试验一开始就对中国经济改革有了全局性的价值。事实上，深圳今天依然算是中国最市场化的经济体，像华为、中兴和万科这样的公司出现在深圳而不是上海，一点都不奇怪。

深圳在经济管理体制上的改革和创新涉及很多方面。首先它需要创新融资制度；需要改变原来体制的投资管制；需要进入竞争机制；需要改革外汇管理体制；需要突破原来的土地管理和经营模式；需要允许和建立劳动力市场；需要政企分开；需要改革和建立新的行政官员治理；需要有地方的立法权；需要改变计划经济的工资决定和福利分配机制；需要改变商品的计划定价体制；需要引进新的激励模式。而深圳在这些方面对新体制的试验对中国其它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进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今天在中国经济中观察到的许多新体制和流行起来的新规范，几乎都能在25年前的深圳找到它们的影子。

一个很好的例证大概就是我书柜里藏着的谷书堂先生主编的《深圳经济特区调查和经济开发区研究》的这本书了。这本书1984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在前言中这样说：“今年四月，党中央、国务院又作出重大决定，继续扩大开放地区，把天津市列入了新开放的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中。因此，如何结合天津的实际情况，学习、借鉴深圳经济特区及其所属的蛇口工业区的经验，更好更快地兴办开发区，实现对外开放，便成了人们普遍关切的问题。基于这种客观情势，我们也先后分两批去深圳和蛇口，对其开发建设、经济管理体制、引进外资和技术、计划与市场、对内联合、劳动和工资、产品内销和外销、引进外资银行、物价和人民生活，以及典型企业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实地考察。”

作为一个特区并必然会受到香港成功经验的影响，深圳在突破旧的体制和探索新的体制方面做了很多的试验和改革。我在这里不想逐一讨论，只是选择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点评，希望能“以偏概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记述深圳在体制上的这些改革试验，是因为过去20年来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中总是能找到深圳早期试验的影子。让我择取以下几个片段：

第一，对建筑工程废除官方包办的敝习，引进和采取公开招投标制度和承包制。今天中国在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建设中早已建立起来了这样一个国际规范的、透明的竟投标合约制度，可是它最早是在深圳的蛇口工业区被尝试的。根据调查，尝试这样新的体制加快了工程的建设工期和建筑的速度。例如，在实行招投标制度之后，六层住宅楼从200天施工的时间缩短为100天。高层建筑从原来25天一层的速度减少到了3-5天。竞争招投标制度也进一步派生出更加细致的分工和专业化的合约结构，即承包公司内部再进行的逐级下向的发包制度，而且承包出去的不仅是工程，还承包造价和质量。经济学家对这样的发报制度是有成熟的理论分析的。“承包”（或者包工）这种市场合约体制今天成为中国在建筑施工领域的基本制度规范。

第二，人事制度改革。从大的方面来讲，30年来中国干部人事体制的改革和演进是非常有记述价值的。它肯定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会专门安排另外的章节来记述和讨论中国的地方官员治理制度的改革历程，因为如果把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角色去除掉，这个经济体制就要坍塌下来。事实上，经济学家过去10年来显然已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比较多的关注。

不过，在人事体制方面，深圳蛇口工业区最早的试验涉及的只是属于经济学和管理学上所讲的“人力资源管理”的范畴。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政府部门的主管的任命在蛇口工业区都从过去的上级主管部门的直接委派改革成聘任制度,取消职务终身制度。聘书上写明的是职责、权利、待遇、解聘和续聘等内容，公开透明。一般任期为两年。这样的改革试验显然加快了管理部门的人力资本的更新速度，为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建立和后来向公司治理模式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第三，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中国自从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之初就实行“统包统配”的固定用工制度。它的经济学性质被形象地描述为“铁饭碗”和“大锅饭”。深圳的劳动就业制度的试验是1980年左右从在蛇口的外资和合资企业中开始的。之后推广到整个深圳特区。1982年深圳根据蛇口的经验制定了《深圳市劳动合同制暂行办法》，把劳动合同制作为特区的主要用工形式。众所周知，劳动合同制的引入需要有完全社会化的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所以深圳率先在全国建立起来了由劳动保险公司统筹办理的“社会劳动保险基金”。由这个基金来解决劳动合同执行中因为解雇和辞退等原因造成的职工困难补贴和退休金的来源问题。基金由企业和职工按月交纳。在这个制度的试验中，深圳采取了“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双轨过渡的方式，以避免就业体制转轨引起的社会成本过高的问题。实际上，这个试验对其它地区改革劳动就业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第四，工资决定机制的改革。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必然也要求改革原来的工资决定机制。蛇口工业区最早的工资决定是按照十类工资区的标准支付基本工资和基本工资的1-1.5倍的工业区补贴。尽管在当时这个工资水平大大高于内地，但依然是延续计划体制的做法的。而且到了1982年前后，其弊端越来越暴露出来。根据南开大学经济学家对蛇口工业区13家企业的工资改革的调查，1983年10月蛇口开始对工资决定机制进行改革，主要是实行多元工资制度。根据他们的调查，蛇口工业区改革后的工资由基本工资加岗位、职务、职称工资，再加边防津贴和副食品补贴，最后加浮动工资四大部分组成。根据1984年3月的统计，在工资总额中，基本工资占30.5%，两项补贴占10.3%，岗位、职务和职称工资占37.2%，而浮动工资占22%。

在这个工资结构中，基本工资和边防津贴和副食品补贴是基本固定的，因此真正可变的是工资的另外两项内容，即岗位、职务、职称工资和浮动工资。而且，蛇口工业区的岗位、职务和职称工资被细分为15个等级，最高158元，最低30元。浮动工资是浮动的，其来源有三：（1）按照人均工资提取每月14元的奖金；（2）每月16元从基本工资和岗位、职务和职称工资中提取的浮动部分；（3）从利润留成中提取的基金。

第五，关于土地批租制度的引入。这是中国经济30年来能在财政分权的状况下实现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制度。也是随着问题的暴露最近几年在中国的学术界最有争议的一个制度。

对于深圳特区而言，土地批租制度的引入显然是为了解决融资问题的需要。据说，就在1979年4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去邓小平家里汇报广东关于单独管理和特殊政策的想设时，曾经提出中央给予资金上的支持，但是小平的回答是“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而吴南生1980年到深圳负责特区的基本建设（所谓的“四通一平”）时，除了来自银行的3000万元贷款，能想出办法的也就是土地收入了。他们在开发罗湖小区时曾经估算，土地按照每平方米5000港币计算，可用作商业用地40万平方米的总收入可以达20亿港币。

第一步，深圳特区先尝试了有偿使用国家土地的制度。1982年，深圳最终起草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率先对划拨土地进行了有偿、有期使用的改革。规定还说明了各类划拨用地的使用年限及土地使用费的标准。其中，工业用地最长年限为30年；商业用地20年；商品住宅用地50年；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用地50年。
　　第二步，在1987年之后，深圳部分借鉴了香港的土地批租制度，率先在特区试验了土地出让或者批租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取得土地的投资者或者开发商，为了获得一定年限的使用权，需要交纳一笔出让金。1987年的下半年，深圳特区曾分别将三块土地先后以协议、招标和拍卖的方式出让使用权，获得的地价款2000余万元。

在总结土地有偿使用和土地出让试验的经验的基础上，《深圳特区土地管理条例》于1988年1月3日正式实施。条例明确规定，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相分离。政府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但土地的使用权不但可以出让，而且可以转让，抵押，出租。就在同年的4月，中国的《宪法》进行了再次修改，其中将“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写入了《宪法》，等于追认了深圳土地制度改革的合法性。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地方政府的土地批租制度开始在特区之外被广为采用，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深圳率先实行的这个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在土地国有制的局限条件下对于城市土地要素的使用和配置效率的改善当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帮助实现了土地的级差地租。我记得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曾对这个土地的“两权分离”在中国经济体制当中扮演的角色给予过很高的评价。根据张五常的解释，事实上，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体制，特别是1994年的分税制度下，中央与地方共享的增值税的来源主要就是与土地批租不可分离的新增投资和生产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财政分权下形成的激励模式似乎与一个“租金分成”的模式很类似。

发表于《经济观察报》2008年6月9日专栏版

 张军

5月上旬我飞往新加坡参加会议的当天，北京宣布要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这个消息的发布时间很特殊，离开上海举办陆家嘴论坛（一个为金融中心建设而准备的大型金融论坛）只有三四天的时间。于是，上海与北京争夺金融中心的话题一下子成为大家议论的焦点。我本来是不愿意为这个话题再做评论的。但我总感到，“中心”这个词对当下中国似乎比世界的其它地方都更重要。地方政府要建设的中心是很多的。有希望成为国际中心的，有要成为地区中心的。中心有金融的，经济的，制造的、航运的、贸易的、创意的、科技的，不胜枚举。大家似乎都要在某个方面成为中心才行。

我曾经写过一英文评论文章说，其实金融的发展内容并不是只有建设一个中心，而是一个非常系统的东西。政治、法律、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的发展不是一个短期里可以造就的工程，它们需要很长的时间。伦敦和纽约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不是偶然的，但也有偶然和历史幸运的因素。如果把它们演进成金融中心的过程想象成一个可以复制的程序，那就错了。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类似金融中心的社会经济现象实际上是难以在别处复制的。别人可以学到一些形似的东西，可以把自己本土的事情做得更好一些，但并不是可以短期里面就能复制一个相同的东西去取代别人。中国的金融的确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上海的确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数十年上海或者北京就能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没有什么单一的指标可以造就这个中心。中国的金融发展空间是很大的，但发展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任务并不等于仅仅在于建设一个或者两个金融中心。

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在伦敦和纽约成为大家公认的金融中心的重要因素。而历史的条件不可复制。美国和英国有不少今天大家公认的著名高等学府。数百年来年来这个世界也没有在别处成功地复制出这样的学校来。但这并不妨碍200年来很多国家仍然可以建设成一些在某些方面非常优秀的大学来。问题在于，当我们看到一些成功的案例时，我们应该如何去学习？我们看到哈佛大学有医学院，于是国内的很多著名大学就要与当地的医科大学合并，也要有自己的医学院。看到人家大学里面保持有传统的学院制，于是我们也成立学院。其实，这些东西对一个大学根本就不重要，不是每个学校必须有这些东西，它与每个学校的历史不同有关，但却很快被我们学来，而那些最重要的东西，如大学的宪章和治校的制度，却被拒绝吸收。结果，自己把自己有历史和传统的东西丢掉了，学了人家表皮的一些东西，不伦不类。

类似这些的误区实在是啼笑皆非。在我们很多地方政府情有独钟的“中心”建设工程中，不少都希望成为什么国际跨国公司总部的所在地。这个想法的逻辑是很简单的，就是说，成为一个国际中心当然应该可以用吸引国际著名跨国公司总部的数量来度量的。但问题是，跨国公司或者登上财富500强的公司有很多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总部啊。在全球化的时代，一个真正的跨国公司越来越成为没有中心或者没有总部的公司。当我们说要建设所谓的“总部经济”时，我们是否明白总部这个概念在今天还有多少价值呢。举个例子说，美国著名的玩具“巴比娃娃”的设计是在美国做的，原料供给在亚洲和拉美，生产中心放在中国，染色是在欧洲做的，销售中心却是在瑞士。我们很难定义它的总部在哪里。

其实，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初始条件，企业家的最重要功能就是创造性地寻找到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最好配置资源的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相互复制的制度是不会有生命力的。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我们更需要用创造性的眼光和思维方式来考虑我们自己的事情，不要总是假设在经济社会的任何领域都存在着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并认准这是唯一可以成功的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学者和官员都太善于高度概括自己看到的东西，不怎么愿意去关注那些有差异的东西，甚至总是习惯于把看到的现象大而化之地归纳为一个模式，用这个模式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战略中才会有了各种“中心”的情结。回想起来，数十年来，这是很可怕的东西，它渗透到了我们工作的每个角落。而这些被概括起来的模式着实让我们自己丢失掉了很多创造的机会。

2008年5月30日发表于《上海证券报》专栏版

2008年5月15日下午在圣加仑大学会议新闻中心，我接受了英国BBC广播公司著名财经记者Peter Day的采访，就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政策等问题与主持人进行了1小时的对话。

2008年5月16日中午我在圣加仑还接受了克罗地亚财经报纸《POSLOVNI DNEVNIK》（商业日报）记者Miho Dobrasin的采访，就中国的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和未来的前景等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之后还接受了瑞士著名财经周刊《Market》记者Doris Gottstein的采访，就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面临的挑战等重要问题回答了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的评论。

下榻的酒店

开幕

午餐

晚宴

在新闻中心接受记者采访

国际自助餐

午餐帐篷外景

午餐平台

法国经济部长闭幕演讲

作者 SIMON WINCHESTER,《纽约时报》2008年5月15日

    在中国本周的地震中，都江堰那些死于学校废墟中的儿童令人痛心，他们的国家曾经在地震活动知识方面领先世界。

　　他们应该被骄傲地告知，大约在2000年前，一位叫张衡的天文学家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地震仪。那是一个想象奇特的创造，中央是一个大型青铜器，周围有八条龙，每一条龙嘴里都含着一颗珠子。如果感应到地震，其内部复杂的杠杆系统可以确保龙口的珠子落到下面的青铜蟾蜍口中。通过观察哪条龙的珠子落下，张衡可以确定地震的方位。而地震常来自西部的山区，那是都江堰所在的地方。

　　当我们看到四川悲剧，脑子里萦绕着一个苦恼的问题。既然中国人那么早就知道那么多关于地震的知识，他们为什么没能让世界逆转的效应尽量最小化――至少达到美国那样的程度？为什么他们让西方成为这个领域的领袖，让他们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深陷我们本周目睹的那种悲剧事件？

　　这个问题不仅限于地震科学。几乎在所有的技术领域，中国都曾经领先，无与伦比。在和平和战争时期都发挥巨大作用的马镫就是中国人发明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的应用（培根曾说这是三项定义现代世界的发明）据说最初来自中国。还有接种疫苗、厕纸、分节拱桥（segmental arch bridges）、铁链、也许还有国际象棋――这份清单似乎长得看不到头。

　　然而，在16世纪，中国的创新能量莫明其妙地萎缩了，现代科学实际上被西方垄断。曾经有过中国的欧几里德（Euclids）和阿基米德（Archimedes），但从来没有中国牛顿和伽利略。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这个领域逐步落后；它变得贫困、落后、被反复无常的自然折磨。

　　四川灾难中有一个奇特的悖论。都江堰是中国最伟大的古代奇迹之一，闻名全国。在公元前256年，有一位叫李冰的工程师，他关心岷江每年的洪水灾难，完成了一项庞大的引水和灌溉计划。这项工程耗时数十年，但历时2300年，它依然屹立，而且仍然在发挥作用。

　　然而，中国人有没有延续他们早期的防洪工作？就和张衡一样，李冰的专家技术没有延续；年复一年，数以千计的中国人死于洪水；本周的地震中大约有400个水坝受损。

　　历史学家长期在争论，为什么中国人没能利用早期的成就。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缺乏内部竞争。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所有中国青年男子长期渴望成为儒家官僚，而不是成为工程师或科学家。

　　然而，也有不少人（主要是中国的仰慕者和乐观者）认为，黑暗、不科学的四五百年仅仅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一个暂时的停顿，如今中国的创新能量又回来了，大学和科研机构兴盛，犹如回到伟大朝代的黄金岁月。

　　最好是这样。呼唤现代化的中国往往对民众的福祉展现出惊人轻慢的态度：摩天大楼的建造很少注意安全标准，远远不能抗震；巨大的水坝仓促落成；地铁的建造也是不谨慎的匆忙，例如穿过积水冲积层上海地铁系统；高速公路隧道的钻孔经过地震断裂带。

　　如果中国不偶尔停下来喘息，那么它的未来――至少就自然界偶然的地震疯狂时刻而言――将继续以灾难为标志。在本周之前，都江堰还是中国为之骄傲的地方；如今，它的遭难是一座悲剧性的纪念碑：纪念一个背离其非凡光辉历史的文化。

原文题目为"历史的震动

Historical Tremors

By Simon Winchester

Published: May 15, 2008

IT is a cruel and poignant certainty that the children who died in the wreckage of their school during the earthquake this week in Dujiangyan, China, knew all too well that their country once led the world in the knowledge of the planet’s seismicity.

They would have been taught, and proudly, that almost 2,000 years ago an astronomer named Chang Heng invented the world’s first seismoscope. It was a bizarrely imagined creation, with its centerpiece a large bronze vessel surrounded by eight dragons, each holding a sphere in its mouth.

A complex system of internal levers ensured that if an earthquake ever disturbed the vessel, a ball would drop from a dragon’s care into the mouth of a bronze frog positioned underneath. By observing which dragon had dropped its ball, Chang Heng could ascertain the location of the quake. And always, as the emperor for whom Chang Heng fashioned the device noted, the earthquakes came from the mountains in the west, where Dujiangyan lies.

As we watch with mounting melancholy the devastation from Sichuan, a question lingers, and troublingly. Why, if the Chinese had come to know so much about earthquakes so early on in their immensely long history, were they never able to minimize the effects of the world’s contortions — to at least the degree that America has? Why did they leave the West to become leaders in the field, and leave themselves to become mired, time and again, in the kind of tragic events that we are witnessing this week?

The question applies to very much more than the science of earthquakes. In almost every area of technology the Chinese were once supreme, without competition. The stirrup, so hugely important in peace and war, was invented by the Chinese. Printing, gunpowder, the use of the compass — the three inventions that Francis Bacon once said defined the modern world — are all thought to have been first made in China. So too, many think, were vaccination, toilet paper, segmental arch bridges, iron chains and perhaps chess — the list seems endless.

And yet, in the 16th century China’s innovative energies inexplicably withered away, and modern science became the virtual monopoly of the West. There had been any number of Chinese Euclids and Archimedes but there was never to be a Chinese Newton or Galileo. The realm fell steadily behind, century by century; it became impoverished, backward and prey to the caprices of nature.

There is a peculiar paradox in the Sichuan disaster. Dujiangyan is known across the nation as the site of one of China’s greatest ancient wonders. In 256 B.C. an engineer named Li Bing, concerned about the catastrophic annual flooding of the Min River, completed a huge water diversion and irrigation scheme. It involved cutting a long trench through a granite mountainside — achieved by the patient process of burning grass bonfires on top of the rocks and pouring cold water until the granite cracked. It took decades, but Li Bing’s 2,300-year-old project still stands less than a mile from the town’s ruined school, and it still works.

And yet, did the Chinese continue with their early expertise in flood prevention? Just as with Chang Heng’s seismic mastery, Li Bing’s expertise counted for nothing; year upon year, thousands of Chinese die in immense inundations in the great rivers that course across the country; some 400 dams sustained damage in this week’s quake.

Historians have long debated why the Chinese so signally failed to exploit their early promise. Lack of internal competition, some suggest. Others blame the long-held central ambition of every young Chinese man to become a Confucian mandarin, a bureaucrat, rather than an engineer or scientist.

Not a few others, however — admirers of China and optimists in the main — say that in the long sweep of Chinese history, a mere 400 or 500 dark, non-scientific years are a mere blip, a hiccup, and that China’s innovative energies are now roaring back, with the universities and scientific institutions brimming as they did back in the golden ages of the great dynasties.

That had better be the case. China, in its headlong attempts to modernize, has often demonstrated a dismayingly cavalier attitude toward the well-being of its people: skyscrapers are built with little attention to safety standards and are invariably far from earthquake-resistant; huge dams — not least the monstrosity that has so ruined the Three Gorges of the Yangtze — are erected in a slapdash fashion; subways, like the system burrowing through the waterlogged alluvium beneath Shanghai, are built with incautious haste; freeway tunnels are bored through earthquake fault zones.

If the country does not occasionally stand back and pause for breath, then its future — at least so far as nature’s occasional moments of seismic madness are concerned — will continue to be marked by calamity. Until this week Dujiangyan was a place of which China could be proud; today its wreckage stands as a tragic monument to a culture that turned its back on its remarkable and glittering history.

Simon Winchester is the author of “The Man Who Loved China.”

 张军

在1979年的5月，谷牧副总理讲“现在往那边跑的多，将来一定是往我们这边来的多”这句话的时候，应该说是鼓励大于自信的。即使我们不怀疑中国人的能力，今天我们一定对30年前深圳和珠海等为什么能被中央考虑并批准成为“特区”充满好奇。事实上，在上世纪70年代末，虽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形成了转向经济建设的共识，但是如何开始经济建设，什么是经济发展的可行模式？如何改革一个形成了几十年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底从哪开始？对于政府而言，这些还都是未知数。

历史的安排往往就是这么巧妙。在1978年年初，可以说中国还处于百废待兴和改革开放的前夜，可是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却掀起了一个出国考察热。根说一年里有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0个国家。邓小平也在这一年访问了日本、欧洲和亚洲。在1978年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邓小平访问了日本，11月5-14日，邓小平到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访问。他访问了日本时，日本现代科技的发达水平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日本体验了“新干线”，还参观了松下电器公司。我在后来的电视上曾看到这样一个片段，邓小平在参观松下电器时，在一间展示微波炉的展示厅里亲口品尝了用微波炉加热后的烧卖，印象颇深。

后来，邓小平到了“新马泰”，对它们充分利用外资进行经济发展的经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小平在1979年10月的一次讲话中说：“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是外国企业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些都是收入……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

就在1978年4月的时候，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外贸部也曾组织了“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去香港和澳门考察。回到北京后考察团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考察报告《港澳经济贸易考察报告》，报告建议把靠近香港和澳门的宝安和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三五年里建设成为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旅游区。刚从西欧考察回来的谷牧副总理深感开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自然对这个及时送上来的报告十分赞赏。于是，当年的6月，该报告就得到中央领导人华国锋的同意，并且鼓励把出口基地办起来。

这个决定促使当时交通部驻香港的商业机构“香港招商局”（前身是由李鸿章1872年创办）副董事长袁庚产生了一个想法，他在1979年的元旦之后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递交了一个建议报告，主张在靠近香港的深圳蛇口建立一个码头，发展招商局与香港的贸易。他的理由很简单，香港的地价和劳动力价格都太贵，如果能在蛇口建立一些与航运有关的一个工业区，既可以充分发挥广东的土地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又可以利用香港的资金和技术，岂不是一举两得。

这个想法一定是打动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与谷牧。于是他们召见了袁庚，听完汇报后李先念决定给袁庚“一个半岛”去试验。袁庚先生后来回忆说，他当时“思想不够解放”，不敢要个半岛，而只要了2. 14平方公里。就这样，“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先于深圳特区而在1979年年初挂牌成立了。于是才有了后来关于“蛇口模式”的说法。事实上，在经济特区以及后来在整个中国推进的体制改革都在很大程度上与蛇口模式有联系，是从“蛇口模式”扩散出去的。

当然了，成立的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还只是一个弹丸之地，但它的确反映了当时的一些领导人，包括副总理李先念、谷牧等对开放中国经济有着的一种紧迫感。而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头脑中设想的似乎就更遥远更透彻了。我至今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邓小平1977年11月在他第二次复出后会首选到广东、到深圳这个边陲小镇去考察。实际上，他在从深圳回到北京之后，他一直念念不忘深圳这个地方，在中央的会议上多次提到深圳。  

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2004年）的一天，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回忆说：“1975年我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就在就个期间邓小平又被打倒。1977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也改名国务院研究室。1978年我参加了那次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实行党中央5个常委集体领导的办法。这五个常委就是十一大选举出来的主席华国锋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四个副主席。他们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听一次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华北、东北六个代表团的汇报，汇报时各常委的发言和插话，各代表团去汇报的人回去就传达。大会对传达没有什么限制，各常委也就利用这个方式去讲想让参会的人知道的话。其中有一次邓小平讲他的‘一部分城市可以先富起来的’的主张，举了十来个这样的城市为例，第一个就是深圳，而且说的就是深圳这个地名，而不是宝安。”

其实，就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因为国务院于1978年6月决定同意《港澳经济贸易考察报告》的建议，要在靠近香港和澳门的宝安和珠海建设生产加工和出口基地，于是，在1979年2月，国务院正式下达了38号文件，明确提出在宝安建立出口基地和新型的边防城市。1979年3月中央和广东省委决定将宝安县改成深圳市并在后来改为省辖市。深圳有深水的意思，特别是广东、香港同胞认为水是好意头，是发大财的好地方。

于光远先生还回忆道：“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把深圳放在首位，就是要划出一块地方来实行特殊的办法。而这件事情的责任就落在吴南生身上，他在1998年和记者谈话时讲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其中包括‘发愁这块地方叫什么名称好呢？’他想可以叫‘出口加工区’，但这就和台湾一样，那就糟糕了，也可以叫‘自由贸易区’，但那又‘好像资本主义摆在脸上了。’吴南生为这件事请教叶剑英，叶剑英要广东省赶快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听说要划出的地方的名称老是定不下来，他就说那就叫它特区吧，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邓小平这句话使吴南生觉得事情就好办了。”

对于邓小平对的这个说法的来龙去脉，后来吴南生先生在“真实的历史：敢闯的记录-读《经济特区的由来》有感和一件重要历史资料的说明”中有过一个更详细的考证，对这个话的转述过程以及涉及到哪些人交代的非常清楚，这里我就不去细说了。其实，我在阅读资料过程中注意到，广东的领导人在1979年初已经有想按照特殊政策的待遇先走一步的想法了。例如，1979年1月底，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就带领工作组到汕头市开展调查工作。期间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汕头可否仿照台湾的做法也办一个出口加工区？在历史上汕头是中国对外开放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在五口通商时代就开始了。甚至恩格斯都曾为汕头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其它的口岸差不多都没有进行贸易，而汕头这个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又不属于那五个开放的口岸” 。解放初期，汕头还是一个商业繁荣的地方，与香港的差距并不大。吴南生的设想得到汕头地方领导认可。之后，习仲勋和吴南生一起向在广州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这个设想，叶帅听了非常高兴，希望广东省委尽快向小平同志汇报。

1979年的4月5-2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在会议上公开向中央“要权”，他说，如果中央能给点权的话，“广东几年就可以搞上去，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他尤其谈到，广东要求中央能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部分区域实行单独的管理，给些特殊的政策，自主权大一些，作为华侨回来投资办厂的地方，可以叫做“贸易合作区”。习仲勋还在叶剑英的授意下在邓小平家里向邓小平做了汇报。

在这个时候，当然提出希望实行特殊政策的不仅是广东，福建也曾提到了特区试验的这个想法。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还组织中央部委领导去广东和福建进行了考察并向中央提交了报告。1979年7月15日中央下达了50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划出一部分区域试办出口特区，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发挥比较优势，吸引外资，把经济搞上去。但主张先在深圳和珠海试验，取得经验后再考虑汕头和厦门。50号文件特别强调了要重点把深圳的出口特区办好。

《中国经济特区史略》中披露，1979年的12月11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主持召开第一次特区筹建的专题汇报会议（京西会议）。吴南生在汇报筹建工作时建议把“出口特区”改成“经济特区”比较好。1980年5月，中央正式批准，将“出口特区”改成“经济特区”。根据徐汝超的介绍，对于深圳特区的划定面积也有争论的。为了划出深圳特区的范围，深圳的领导张勋甫、贾华和方苞等带队实地察看，最后经市里反复讨论的范围为，东起背仔角，西至南头一甲村，东西长49公里，北沿梧桐山、羊台山分水岭，南至深圳河，南北宽约6. 5公里，总面积327. 5平方公里。

但是这个规划的范围遭到当时的“省特区办”的否定，理由是深圳搞这么大的特区规划不现实，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得无边，比全世界特区的总面积还大。张勋甫等人就回复“省特区办”，深圳特区比延安时期“陕甘宁”小得多，杀出一条血路来推广到全国，特区是全国的特区，6平方公里这么小怎么杀？“省特区办”来电话说：你们比陕甘宁有政治野心。最后这个事情一直等到请示了北京的国家进出口委（当时的主任是江泽民）才最终获准这个327平方公里的范围。

与此同时，一部特区的法规条例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仅仅2000字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过1年多的讨论和13次之多的修改，终于在1980年8月26日在五届全国人大第15次会议上被批准公布。一部地方的法规在全国人大的会议上审议批准还是一个例外。而8月26日这一天也就从此成为深圳经济特区的诞生日。

                                                                            2008年5月19日 <经济观察报>